近日，一则视频在微信中广泛流传， 引起许多网友评论。 视频显示，一位吉林市的出租车司机将女乘客的苹果手机送还， 疑似索要100元酬金，但是乘客只肯给66元……（9月20日《新文化报》）

　　的哥和乘客因酬金而起争执，极具看点和冲击力。该视频在多个微信平台和微博账户被发布、转播，累计阅读量过10余万。视频中，一位穿着斑马衫的年轻男出租车司机手持一个苹果手机，和一位女乘客及其多位亲属因为酬金数额而争执。争执的冲击力背后，是观念的冲突。有人支持女乘客，认为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，出租车司机不应该明码标价索要酬金；而有人则支持出租车司机，认为他耽误了时间和运营，理应得到赔偿，而且索要的钱也不多。

　　不但没被感谢，反而被强行“曝光”，吉林的哥曹师傅的确有些冤。女乘客既然答应了“快点把手机送来，不会让白跑”，就等于主动提出给酬劳，而并非曹师傅主动索要酬金，这自然看成一种口头合同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曹师傅真索酬，只要双方谈妥，也不过分。一方面，的哥的确因为要今早将手机还给着急的女乘客而耽误了生意，时间和跑车本身就需要花成本。另一方面，伴随言论开放和网络自由，拾金不昧的老瓶已可装下不少新酒，在道德与金钱碰撞下，“拾金有昧”也逐渐被公众接受，换言之，的哥要100元，并不涉嫌违法，最多属于道德调解范畴，只要不是拒不返还或索要数额巨大，就不会涉嫌非法侵占罪等法规。

　　当前仍有一些网友称的哥的索酬行为“不够道德”，实际上这是对的哥的一种强制道德约束和过分讨伐。这样抨击“拾金有昧”的哥，也并不厚道。挥道德大棒猛敲的哥，又何尝不是道德绑架呢？目前，我国法律尚未有太多关于领取遗失物酬金方面的规定。不过，《民法通则》规定，拾得遗失物、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，应当归还失主，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。《物权法》也规定，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，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。但两者都不够详细。在这方面日本做得较好，其《遗失物法》第28条规定，失主应支付给拾物者相当于该物品价格5%以上20%以下的酬谢金。

　　明确“拾遗者”的报酬请求权，是法律上进步，明确“拾金有昧”的权利，也是一种进步。国内值得肯定的是，去年10月份，广州市政府在《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》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“拾金不昧奖10%”相关条款，《规定》明确，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，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%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。和以往拾金不昧的道德宣传不同的是，将“拾金不昧奖10%”作为规定“硬性”执行，既消除了争议，又让“拾金有昧”变成了“好意思”的事。拾金不昧是美德，童叟皆知，可博弈取舍下，奖励拾遗者10%是一种进步。如果按照广州政府的规定来看吉林的哥和女乘客的事，或许争议将被缩小到最低。因为按照规定，女乘客要给予的哥苹果手机10%的酬劳，这很可能会比100元高的多，也会让类似涉及道德事变得更容易解决。

　　用道德去评判索酬的哥，有失偏颇。相比之下，的哥并未藏匿或推脱，而是将手机送还给失主，不仅不违规不违法，反而也是属于拾金不昧行为。归还遗失物，本身就是一场经济活动，只不过其中穿插了道德、法律等佐料。在国家法律允许框架下，失主给予“拾遗者”一定报酬，不也是一种将心比心的“道德”么？我们也期待着，在道德和法律的碰撞中，法律能先行一步。（特邀评论员 姜春康）